“星期日教师”现象折射就是“教育产业化”之伤：教育领域目前的状况类似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产业出现的“双轨制”：政府管控的体制内资源通过灰色管道向体制外溢出。 

【《中国企业家》网站专稿】2月28日，教育部网站公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启动所谓第二轮征求民意工作。医改方案尘埃落定之后，令百姓同样失望的教育被推上改革前台。“两会”期间，对新一轮“教改”的讨论势必是热中之热。

大概十年以前，我们的一位教育部长喊出了“教育产业化”口号，虽顿遭鄙斥，以至于其后来不得不出面否认。然树欲静，风不止。让这位部长大人想不到的是，十年后，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早已蔚为大观，远超当初想象，堪称与房地产行业比肩的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龙头产业”。

只是，这样一个“龙头产业”公开的地位却像“小三”，有点见不得光，以至于在政府官方关于经济工作大局的各类文件中，绝无踪影。这说明，教育到底是一项社会事业，还是一个可以唯利是图的产业，全社会是有共识的，而作为市场“守夜人”的政府也是不敢轻言逾矩的。

尽管官方不予承认，但是教育产业化就像和尚头上的虱子，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于教育产业化是好是坏，笔者不想过多着墨。仅举一例，中国每年区区几百万大学毕业生，仍然会出现突出的就业难的问题，或者说“销路不畅”的情况，这不是教育的失败是什么？遑论钱学森所痛心的中国几十年教育产生不了“民国时期大师”那样的尴尬了。

当然，教育的失败首先是目标模式的失败，不能把责任全推到蓬勃兴起的教育产业头上。但是，在错误的目标模式之下，产业化确实对教育的畸形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教育产业化与教育产业这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一种错误的价值取向，是应该加以摒弃的，后者则是因所谓的市场性的教育需求而产生的、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我们需要明晰是，在坚持把教育作为一项社会事业发展的同时，发挥教育产业在人才培养和“生产”上的补充作用。

现在我们的教育面临的问题是，“政府之手”软了，“市场之手”在逐渐变硬；义务教育在变软，商业教育在逐渐变硬。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先生所发现的一个悖论，中国在一些最该市场化的产业领域采用了政府管制和国企垄断的做法，而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一些公共服务领域却让市场化大行其道。

以笔者观察，目前教育领域的情况颇有些类似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向市场转轨初期，很多产业所出现的“双轨制”：一方面政府对这个“产业”实行管控，另一方面政府管控的体制内资源又通过不便公开的管道向体制外溢出，成为某些利益团体大发教育财的工具。例如现在很多中小学名校所办的分校以至学区房就是这种利益输送的载体。

从更普遍的情况看，教师作为实施义务教育最重要的体制内资源，很多也受到利益的诱惑，成为体制外教育产业盈利的招牌。比如，正在迅速崛起的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学大教育、学而思等，乃至犹如星星之火的有偿家教，逐渐蚕食着义务教育的神圣空间。这些校外培训机构都有许多来自名校的兼职教师。“老师上课的时候先让我们自己看书，然后讲半节课，剩下的内容我们周末去老师家里上。”还有很多家长抱怨。笔者将这种教师利用课外时间兼职讲课的情况称为“星期日教师”。

关于公办学校教师校外兼职，《义务教育法》和《教师法》均未做出有关的限制性规定，但是对于教师要“为人师表，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则是有明确要求的。如果以教师在课外时间有人身活动的自由覆盖这两部法律对教师权利和义务的相关规定，显然不足为取。当然，需要看到，教师在课外从事盈利性教育活动有体制内收入偏低的原因，但是这种情况应该通过大幅度提高教师工资来解决，甚至应该高于政府公务员的工资，而不是对教师“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利益输送放任自流。对于教师课外兼职，搞有偿家教，山东刚刚通过地方性法规，严令禁止；成都也在去年做出类似的规定。而多数地方采取了犹抱琵琶的做法，只是申明教师不得在工作日校外兼职。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体制的放开，在一些大城市曾经出现过“星期日工程师”的现象。即国企或科研院所的技术人员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周边的乡镇企业兼职做技术指导，赚取外块。当时的政策对此是严厉制止和打击的，有些技术人员甚至为此坐牢。回过头来看，舆论对“星期日工程师”大多持肯定和同情态度。因为它促进了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僵化的经济体制的解体和市场活跃度的增强。但是也很少有人提到，它是以一种体制内资源向体制外的利益输送为手段，以国有企业在众多“克隆体”的不当竞争中解体为代价的。

“星期日教师”的出现，有类于此。但教育是社会事业而非市场化的产业，在教育改革的问题上，我们能以公办教育、义务教育的瓦解为代价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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